凯发娱乐 - 张居正的悲剧:中国历史上的财政改革怪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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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=秦晖

来源=《张居正与明代中后期政局》座谈会发言整理



张居正不是一个孤立的人··|--。中国1949年以后、包括“文革”时期也一直在讲“改革”··|,但那时候讲的“改革”和1978年讲的“改革”方向相反:那时候都把强化国家、扼杀社会的行为叫改革··|,从商鞅变法开始到桑弘羊、王安石、张居正··|,都把他们的举措叫改革··|,而把主张宽松的叫保守··|,比如司马光诸如此类的··|--。这会造成非常大的问题··|--。因为“改革”这个叫法后面本身就有价值判断——那时候总是认为中央集权是对的··|,总是认为把螺丝拧得更紧是改革··|,如果放松是不行的··|--。到20世纪80年代改革时期··|,历史观念发生了一些变化··|,反映在明清史上也很明显··|,包括所谓的“南倭北虏”··|,“北虏”不说了··|,“南倭”在80年代曾经有过非常令人瞩目的争论——倭寇并不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··|,而是中国人反抗海禁的一种行为··|--。后来又说··|,反抗海禁的那些人也是海盗··|,也烧杀抢掠··|--。其实这两者并不矛盾··|,李自成、张献忠也在焚烧抢掠··|,那个时代就是这个样子··|--。那些造反的人烧杀抢掠和反抗朝廷的管制··|,说反抗朝廷的管制好像是正确的··|,烧杀抢掠是不对的··|,但那时候这两个东西是联系在一块的··|,不能对倭寇强调烧杀抢掠··|,而对李自成、张献忠是造反··|--。到了那时候··|,人们有了一些比较新的看法··|--。

   

但我不赞成对历史持一种“翻烧饼”的办法··|,比如原来把王安石捧得很高··|,王安石非常强调中央集权··|,这些所谓的“名臣”经常谈到的口号是“民不加赋而国用足”··|--。实际上民都加了赋··|,比如王安石变法··|,好像对百姓征收的钱粮并没有增加··|,但通过《市肄法》搞国家垄断··|,国家垄断的利润到头来都是“羊毛出在羊身上”;包括汉武帝搞的盐铁专营··|,不是加税··|,但是老百姓必须买贵的盐··|,或者必须承受国家比原来更严重的其他剥削··|,结果都一样··|--。我们不能无条件说只要国库增加了收入就是好的··|--。

《暮日耀光:张居正与明代中后期政局》

韦庆远/著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2017年5月

    

关于税收和GDP的问题:税收增加不是GDP增加··|,问题在于··|,税收增加本身是不是好事|-··?当然··|,我们现在对这个问题也有争论··|--。比如··|,就当前政治而言··|,有人提出两个比重增加是中国未来的方向:一个是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增加··|,另一个是中央财政占政府总财政的比重增加··|--。20世纪90年代开始··|,这个呼声很强··|,跟90年代以前的改革方向——比如放权让利——是完全相反的··|--。这个说法不是没有一定根据··|,但如果这种呼声也算是改革的方向··|,那我们现在的改革难道超过了秦始皇以来到明清的水平吗|-··?不说中国传统时代赋税的总量··|,黄仁宇就说中国中央集权王朝征税很少··|,尤其和西欧领主相比真的是很少的··|--。实际上··|,这个说法问题非常大··|,假如就“正贡田粮”而言··|,中国农民过去的负担的确很少··|,但加上杂七杂八的东西就很多;领主征收的东西不只是赋税还有土地权益——地租··|,不能以领主征收的东西和中国征税加以比较··|,而可以跟苏淞田赋之重来加以比较··|,因为苏淞地区当时种的是官田··|,官田才可以与土司或者和西方领主征收的东西加以比较··|--。如果就这一点而言··|,就不能说中国更仁慈··|--。税收总量如何我们姑且不讲··|,但有一点没有争议:如果中国税收占GDP多少尚有争议的话··|,那么中央财政占政府财政的总收入的比重而言··|,中国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··|--。如果现在的改革是追求这个目标··|,那可以说改革还达不到明清时代的水平··|--。

    

我们现在讲的“分税制”··|,以前就有··|,征收的钱粮分成两部分:存留若干、起运若干··|--。一个普遍的趋势是··|,起运比重非常之大··|,尤其是在那些所谓的财富重地··|,尤其越到王朝末年越厉害··|,明清两代都是到了后期在征收田赋中起运的比重达到百之八九十··|,基本上没有存留··|--。没有存留··|,地方政府靠什么运作|-··?靠加派、靠各种各样的法外手段来谋取收入··|--。所以你就会知道现在为什么有“卖地财政”··|,中央把所有钱都收光··|,不搞“卖地财政”地方官怎么活|-··?这些事情一直都有··|--。这么一来··|,就造成中国不断有所谓的改革··|,名义上可以讲改革初衷是民不加赋··|,实际上是尽可能多的收归中央··|--。通常采取的办法是简化手续··|,原来税费头绪繁多··|,教育附加费、屠宰税等很多··|,搞得老百姓搞不清楚··|,上面很难查··|,现在根据某一年——一般来讲··|,往往都是争取基数最高的一年——根据那一年总额简化税则··|,然后按照这个标准给政府交税··|,政府承诺其他乱七八糟的收费就不收了··|,就到此为止了··|--。这有一个好处··|,头绪简单后··|,地方官上下级变来变去就少了··|--。可老实说··|,张居正的做法没有多久就出现一个问题——这个问题后来黄宗羲讲了很多——而且这个事情到了明代末年··|,倪元璐又搞一次“一条鞭法”··|,把“三饷”也加进去——讲得简单点··|,杂税纳入正税··|--。这个事情从短期来讲有一定效果··|,但从长期来讲··|,都是加快社会危机爆炸··|,不管是宋代的“王安石变法”和北宋末年崩溃··|,张居正变法和明代后期加快灭亡都有直接关系··|--。黄宗羲当然是反对这个做法的··|,黄宗羲认为··|,所有“改革”、包括前面提到的王安石变法都是“积累莫返之害”··|--。


如果反过来··|,按照司马光的做法··|,不搞这一套又会如何|-··?一个王朝由于体制所限··|,最后形成的危机已经不是收紧而是放松的危机了··|--。按照这种体制运作的机制··|,就造成如果“放松”··|,实际上不能放松到老百姓身上··|,只是放松了一帮贪官污吏;如果要收紧··|,很多人说收紧是收紧贪官污吏··|,不是收紧老百姓··|,其实一收紧紧的就是老百姓··|,贪官污吏倒是紧不了··|--。王安石讲得很清楚··|,中国真正的问题不是收税太多··|,也不是官僚如何··|,而是“大农、富工、豪贾”··|,如果把“大农、富工、豪贾”给遏制住了··|,朝廷就有钱了··|--。盐铁会议··|,桑弘羊主张横征暴敛··|,主张强化国家搜刮;贤良文学反对桑弘羊··|,说中央不要把什么都收上来··|,下面应该有些自主权··|--。可贤良文学讲的自主权不是给老百姓··|,而是要严格户口管理··|,“工之子恒为工··|,农之子恒为农”··|,他讲的放松是放松给吴王、楚王··|,放松给下面的那些权贵··|--。这一来就造成很大问题··|,这个王朝一到那时候收也不是··|,放也不是··|,一放放不出民营经济来··|,只能放出一大堆的权贵和腐败··|--。但要真正的收··|,老实说··|,腐败收不住··|,但把老百姓腿脚都收住了··|--。张居正搞“丈田”——理论上中国每一次丈田··|,王安石也有“方田均税法”··|,每次“丈田”的时候都说是“丈”权贵隐匿的田··|,可实际“丈”的都是老百姓··|--。


不说那个时候··|,中国人民公社时代··|,我在农村插队9年··|,生产队耕种面积也是瞒报的··|--。讲得简单一点··|,以前说中国有18亿亩耕地··|,90年代用遥感技术对中国的耕地进行测算··|,一下变成22亿亩··|--。我们插队时明明白白知道··|,耕作的一亩根本就不是一亩··|,清丈··|,如果真的有包庇··|,你清丈并不是很容易··|,真正清丈都是清丈到没有权势的老百姓头上··|,这一点统治者也知道··|--。所以康熙时代专门下了诏书··|,从此要宽大··|,对老百姓要温和··|,“朕若微有量田加赋之意··|,以致民变··|,天必罪之”··|--。而如果不“丈”田··|,那些权贵会更厉害··|--。所以这些问题在体制没有改变之前没有办法跳出怪圈··|--。比如讨论18亿亩红线要不要··|,有些人主张不要··|,可以扩张非农土地资源的开发;有的说要··|,可以保证粮食安全··|--。其实像这样的问题我不知道如何表态··|,这样的问题不管是要还是不要··|,最后都会到老百姓头上··|--。如果说要“红线”··|,老百姓更难处置自己的土地··|,权贵圈地你拦也不拦住;如果不要“红线”··|,那权贵圈地就更没有限制了··|,老百姓还是不能自由处置自己的土地——一放松··|,就放松了权贵;一收紧··|,首先就收紧了老百姓··|,这样一来一回··|--。其实我们国家一个王朝到后期··|,就总是在这两者之间摆来摆去··|,王安石那套就行了··|,司马光那套就行了|-··?司马光说“天下财富仅有此数··|,不在官则在民”··|,陆游马上顶了一句··|,“自古财货不在民又不在官者··|,何可胜数··|--。或在权臣··|,或在贵戚近习··|,或在强藩大将··|,或在兼并··|,或在老释··|--。”如果体制真的松懈··|,实际松懈下来··|,真正占到好处的也不是老百姓··|--。所以这个问题在当时是个无解的问题··|--。就这个无解的问题而言··|,我觉得这两种主张··|,不管是司马光式的还是张居正式的··|,形成一种循环很难避免··|--。


当然我们也不能用现在的眼光说··|,如果像司马光那样的主张就可以解救这个危机··|--。就张居正本身而言··|,当然是一个悲剧性人物··|--。评价张居正还有一个维度是所谓相权和君权的维度——总的来讲··|,中国宰相越来越难当··|--。严格讲··|,明代没有真正的宰相··|,后来也偶尔出现了权力很大的首辅··|,最有名的是严嵩、张居正··|,评价完全相反··|,严嵩是大坏蛋··|,张居正是改革家··|--。实际上··|,这两个人很多方面差不多··|,张居正后来证明其实也是相当贪的——如果真的要讲贪——而且这两个人下场也差不多··|,整得非常之惨··|,这是中国帝制后期造成的非常严重的问题··|--。

    

通过张居正例子可以澄清一种认识··|,以前说传统时代专制很宽松··|,皇权不下县··|,怎么能要求每一户人交税|-··?难道那些人都是主动捐献吗|-··?所谓“皇权不下县”完全是胡说··|,但是有一条:“皇责不下县”倒是真的··|,不给你提供公共服务··|,横征暴敛照样要··|--。现在讲的所谓大国家指的是公共服务··|,比如办不办义务教育··|,提不提供全民健保··|,这些东西从秦始皇开始··|,闻所未闻··|,但宰你没商量··|,抢个精光··|--。如韩非讲的“家不积粟··|,上藏也”··|,老百姓家里不应该有余··|,粮食只要够吃就行了··|,其余所有粮食都收走··|--。这个说法令我想起列宁搞的“余粮收集制”··|,所有余粮都收走··|--。有些人说天朝田亩制度是农民起义的纲领··|,《天朝田亩制度》就是这个逻辑··|,两司马25户··|,每年满足吃的以外··|,其他的都收归国库··|--。这种思想商鞅也有··|,商鞅难道也是农民起义的领袖吗|-··?这个事情这样来看有反思的必要··|,张居正是要反思的重要案例··|--。


张居正的重要性也可以反映在他跟当代政治的关系密切性··|--。张居正一直是受到关注的人··|,尤其到现代··|,在韦庆远先生之前关于张居正的传··|,朱东润先生也写过《张居正大传》··|--。不断有人写··|,不管是朱东润还是谁··|,他们讲的张居正都有现实关怀··|,韦庆远先生也在内··|--。我们看这段历史··|,对我们的现在提供了一面镜子··|--。


提问1:两年前我听过秦老师一个讲座··|,大意是在王权专制体制之下··|,不管是朱熹一派··|,还是其思想对手··|,即便有很好的想法和设计··|,但结果“播下的是龙种··|,收获的是跳蚤”··|--。在韦庆远先生的书里写到··|,张居正虽然搞改革··|,但他还是一个法家··|,虽然他口里念的是儒家的东西··|,但实施的行为都是法家的——张居正禁书院是禁止那些人讲“阳明心学”··|,都是儒家的东西··|--。作为法家··|,张居正非常厌恶儒家··|,所以有了当时的钳制言论··|--。儒法这两派在意识形态上的争执··|,在王权体制下始终是困境··|,不管多好的想法最后都没有一个很好的结果··|--。


秦晖:这和张居正没有太直接的关系··|--。如果从同情的角度讲··|,宋元以后儒学是两个方向:一个方向是程朱··|,以前用意识形态语言说··|,所谓的客观唯心主义··|,假设有一个“道”··|,说现在这里不遵守“道”··|,用“道”约束这些人;另一脉是陆王··|,以前我们扣了一顶帽子主观唯心主义··|,他的主张正好相反··|,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··|--。王阳明这点还不太明显··|,总的来讲王阳明不太强调经典的作用和圣人作用··|,而是每个人都可以致良知··|--。但到后来的王学后学··|,用现在的说法是人要多一点自由或者多一点主观能动性··|--。如果仔细看··|,会发现都是针对真问题··|--。程颐、朱熹这些人讲的要坚持道统··|,要受“道”的约束··|,不能乱来··|,你会发现谴责对象很明显··|,谴责的还是皇上不守道··|,把叔孙通大骂一通··|,说秦以来尊君卑臣到现在都没有改变··|,搞得“尧舜禹汤周公文武之道未尝今日得行··|,育天地之间”——说秦的那一套东西··|,经过叔孙通这样的“伪儒”搞得不能改变··|,不能改变的原因就是有利于皇上··|--。他讲的这个东西··|,如果是针对自由··|,是想要让皇上有自由··|,或者嫌皇上太不守道统··|--。反过来讲··|,陆王这些人··|,尤其到王学后学更明显··|,他们认为中国太不自由··|,实际上指的是老百姓太不自由··|,“百姓日用皆是礼”就是这个意思··|,不要把人扼杀得太厉害··|,人人可以为舜尧··|--。但可以看到··|,他们指出的问题都存在··|,其实这个体制最根本的弊病是皇上太自由··|,老百姓太不自由··|--。这两者推行的结果呢|-··?你要推行礼教、推行道统··|,约束不了皇帝··|,只能约束老百姓··|--。“王学”主张的放任··|,也落实不到老百姓身上;“王学”真正泛滥··|,结果是大家不负责任··|--。后来到黄宗羲(明清之际学者)··|,把明朝灭亡归罪于“王学”··|,不是没有一点道理··|,“王学”的确给统治阶层解脱了责任感··|,使他们越来越乱来··|--。


从同情理解角度来讲··|,他们所提的问题是对的··|,针对的也是现实··|,对现实很不满··|--。虽然我们知道朱熹《四书集注》成为科举制度的范本和题库··|,所有出题都从那里提··|,但无论是朱熹还是程颐对科举制度骂得要死··|,他们要恢复的是“乡举里选”··|,按照他们的说法这是周制··|--。结果由皇帝统一··|,用人之权由皇帝对天下搞智力测验来选官··|,他们认为那是非常有利于皇帝而严重败坏道德的行为··|--。正因为这点··|,他们生前倒过很多霉··|--。后来皇上要推广这个东西··|,后来的结果与他们的想法背道而驰··|,你要讲自由··|,结果是那些当官的乱来··|,老百姓照样没有自由;讲道统··|,老百姓饿死事小··|,失节之大··|,统治者照样不管道统··|--。这个事情··|,老实说··|,无论是统治者过于为所欲为··|,还是老百姓手脚被束缚得过于死··|,严格说都不是思想史能解决的问题··|,都涉及到一些制度安排··|,如果这些制度安排没有··|,老是在这两者之间转来转去··|,从程颐直到清代的乾嘉··|,人们在这个问题上··|,用我们现在的话讲是一“左”一“右”··|,纠缠了很多··|--。


但这些人看到的的确是当时的现实问题··|,为此做出的努力也得尊重··|,如果从同情角度理解··|,无论是程朱还是陆王··|,试图都要解决问题··|,而且要解决的问题确实存在··|--。至于最后结果都走向了反面··|,这个也是他们没有办法改变的··|,用一句套话说是“时代的局限性”——与其说是时代局限性··|,不如说是制度的局限性··|--。

    

提问2:现在有些学者有点把张居正改革否定得比较多··|,比如有个学者说,张居正从来没有发布过关于“一条鞭法”的推行全国性战略··|--。还有说··|,张居正改革唯一做的是《考成法》··|,其他都不是他那个时候做的··|--。浙江师大一个年轻学者最近五六年研究“一条鞭法”在全国各地推行的差异性··|--。实际上··|,“一条鞭法”在嘉靖九年就提出来了··|,在张居正当国十年时间里··|,在全国尽可能推行(不可能推行到任何一个地方)··|--。雍正时期“摊丁入亩”也没有推行下来··|--。


秦晖:不是没有搞··|,张居正也搞了“一条鞭法”··|--。简单讲··|,这样的事推行了又反过来的··|,比如“一条鞭法”就合并在一起··|,的确是合并了··|,但合并以后并不能防止“鞭外有鞭”··|,合并以后又跑出来··|,这在当时体制下是没有办法改变的··|--。


“一条鞭法”很重要的一点是“以钱代役”··|,这个事情从汉代就搞了··|,更赋就是这个东西··|--。后来的“免役钱”也是所谓的“代役租”或者“代役税”··|,中国历史上不断搞这个东西··|,一直搞到税费改革以前还有“役”··|--。清代“摊丁入亩”以后··|,不要说“役”没有了··|,连“丁”都不算了··|,但后来征大小金川··|,照样要农民去运粮··|,还是无偿的“役”··|--。这个“役”从来没有断过··|--。这个事情黄宗羲说的没有错··|,后来征“役”了··|,但代役钱不退给你··|--。这个我倒不是说负担不断的在增加··|--。有人质疑我··|,说我提出中国的赋税一直不断的在增加··|,而且是翻着倍的在增加··|--。当然··|,我没有这种主张··|,我只是说这种所谓的合并是不能解决问题的··|,而且效果相当短暂··|,因为你没有办法制约“鞭”外又出来新的东西··|--。实际上劳役这个东西··|,据我所知··|,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完全解决··|--。“纳粮当差”··|,当差就是劳役··|,纳粮就是交税··|--。现在国家一有什么事··|,还是跟你要这个要那个··|,说以后再也不跟你要了··|,因为我已经跟你收了一笔钱··|--。当然现在我们可以解决这个问题··|,因为我们国家财政不来自农村了··|--。但是我觉得现在看这个问题不能只看农村··|,古代赋役制度和现在相比··|,不能只说对农民如何··|,因为古代那套制度是对臣民如何··|,只不过那时候臣民大部分是农民而已··|--。现在臣民不只是农民··|,所以说是不是跳出了怪圈··|,不能只从农民角度··|,还包括对整个纳税者是否跳出这个怪圈··|,恐怕未见得··|,把费并进税以后又冒出一种税来··|,这种现象并没有改变··|--。


总之··|,这个事情不能说张居正本人不好··|,或者谁谁不好··|,如果就张居正本人试图有所作为做的努力而言··|,当然也可以说尽了他一个臣子该尽的义务··|--。 


(本文根据作者在座谈会上的发言整理··|,未经作者审定··|,标题系编者所加)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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